《紅高粱》編劇趙冬苓：小說只是劇的一部分（圖）

11月8日《紅高粱》編劇趙冬苓接受重慶青年報專訪，對于不少觀眾質疑該劇“30多集了還沒抗日”，她解釋稱：“原小說只是這這個劇的一部分”。

電視劇《紅高粱》開播第二天，“心疼周迅”就登上了熱門話題，因她飾演的九兒一出場就遇“親爹不爭氣、親娘被逼死、青梅竹馬不能嫁、被土匪掠走、跟公雞拜堂……”這個莫言筆下的“抗日英雄、個性解放的先驅、婦女自立的典范”，在這部劇中經歷了初戀、虐戀，同時與土匪、父親、干爹、情人、婆家大嫂展開了不同的斗爭。

11月8日，該劇編劇趙冬苓接受重慶青年報記者專訪，稱原小說只是電視劇的一部分，她想表現的是整個上世紀30年代的社會百態，所謂“宅斗”也是那個混亂社會的一部分。

高密不是地理上的高密

重慶青年報：文學、電影作品以余占鰲的視角展開，您以戴九蓮(九兒)為主線，為什么?與您的女性身份有關?

趙冬苓：我覺得和我女性身份沒關系，這個戲男性氣質蠻足的。這可能是與劇本創作規律有關，我們這么長的一個劇(60集)，它要求有很復雜的人物關系，如果從余占鰲的角度去寫，顯然不合情理，因為他后來當土匪了，土匪不可能和這么多人物產生關系。你看他當土匪后第一件事就是把他唯一的親人四奎娘背到一個沒人的地方，這才能沒牽掛地做自己的事。

重慶青年報：有評論認為您抬高了九兒，“犧牲了男性角色”，尤其是余占鰲，寫得他傻、痞、二，您同意嗎?

趙冬苓：我不這樣認為，我們這個劇強調九兒的絕頂聰明，在余占鰲身上我們強調他的匪氣、個性。

重慶青年報：但劇中余占鰲一方面反感他母親和郎中“私通”，一方面自己卻對一個已婚女人說“我要睡你”，在她家門口大喊“你男人來看你了”，這不矛盾嗎?

趙冬苓：其實余占鰲是非常專一的，他始終只愛九兒。郎中對他母親不是一心一意，他才那么恨。封建名節對他沒有什么禁錮。原作里他們更是想愛就愛的，我們這還是收斂了很多。

重慶青年報：電視劇版的九兒被很多觀眾認為少了北方女人的倔、辣的勁兒，多的是靈氣，您認同嗎?

趙冬苓：我覺得觀眾把所謂的北方南方分得太清楚了。莫言寫的高密并不就是寫的地理上的高密。這個地方就是上世紀30年代的舊中國鄉村，我們寫的時候也沒想著這就是山東的故事，山東的人。

而且退一步講，山東人也不只是樸實、淳樸，山東女孩也有靈的，不能說她靈就不屬于山東、或者說山東女孩就必須人高馬大。莫言就說她奶奶還不到一米六呢，周迅比她奶奶還高呢。我看網上投票，周迅版和鞏俐版“九兒”，周迅版勝出，我這兩天看朱亞文(劇中飾演余占鰲)的微博，大家也都非常贊賞。

讓我把每一個人物講完

重慶青年報：現在《紅高粱》播到30多集了，還沒有進入抗日時期，全劇一共有60集，這樣的節奏是不是略顯拖沓?

趙冬苓：原小說只是這個劇的一部分，我和鄭曉龍導演有個宏大的心愿，我們想把上世紀30年代的社會百態，那個混亂的、黑暗的社會，人性在野蠻地生長的過程表現出來，抗日對我們來說就是另外一個人性發展的階段。外敵入侵，把我們角色中人性的另外一面激發出來了。所以抗日大概是最后的三分之一。

因為這個愿望，我們幾乎寫了社會的每個階層，我們肯定要把這些人物完成了呀。哪怕是花脖子這種人物，我們也不輕易放過。一個非常殘忍的土匪，有不為人知的過去。再比如九兒進入單家以后，網友說是“宅斗”，她和大少奶奶各求自保有了斗爭，我必須把他們之間的斗爭，人性的變化、力量，要寫清楚。人性是不斷地發展的，殘酷的現實在教育他們，特別是再往后，日寇的入侵也在教育他們，每個人都要散發出人性的光彩。我們要把這些人物都完成，就得有個篇幅。

重慶青年報：所以現在(11月7日，34集)，劇情才一半。

趙冬苓：對，不要著急，(新的階段)大概就開始了，張俊杰、朱豪三他們都在尋找所謂救國救民的方法，他們以不同的方式失敗了，朱豪三失敗了，張俊杰也走了，九兒也認輸了，大少奶奶也知道自己原來活得很失敗了，余占鰲馬上也要被打成喪家犬了。

特別是朱豪三，他寄托著我們很多的想法和情懷，他代表好幾代志士仁人所追求的救國道路，但這條路被證明是走不通了。所以我們對國家命運、前途的思考都隱藏在劇里，這就是家國情懷。它不是口號，而是我們把一個個人物，他們是怎么活的、怎么一步步失敗的、又怎么一

步步團結起來的寫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