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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哪里重男輕女最嚴重?重男輕女肯定比不過這幾個省

          2017-01-26 10:06:00 來源:浪潮工作室

          福建、江西等地過去有殺嬰惡習,江蘇蘇北一些地方至今過年不讓女孩上桌吃飯,而廣東潮汕地區以前女人嫁給男方要“小一輩”,山東前兩年還有針扎女嬰的犯罪。不妨來看看這些省的共同點。

          中國人重男輕女,一直以來都是公認的事實。從逢年過節女孩不能上桌吃飯,到父母只愿意把家業留給兒子,再到過去殘忍地溺死剛出生的女嬰,相信不少人都能痛陳自己家鄉的劣跡。

          如果非要對各地重男輕女的程度分出個高下來,出生性別比算是一個可以用來參考的指標。中國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2010年)顯示,出生人口性別失衡的重災區是:海南(129.43)、廣東(129.49)、福建(125.71)、貴州(126.20)、江西(128.27)、湖南(125.78)、安徽(131.07)、河南(127.64),基本上從南向北打成一片。

          2015年3月29日,福建漳州巖溪鎮,幾名越南新娘在聊天。/視覺中國

          出生性別比還能從側面反應父母生男生女的意愿。要是你看福建的第一孩出生性別比,只有112,不算很高。它意味著每出生100個女孩,就會出生112個對應的男孩。但是福建第二孩的性別比卻達到了148.77。第三孩性別比更恐怖,達到了240.06。再比如安徽的第三孩數據,每出生100個女孩,就有246個男孩跟著出生。如果不是人為的性別干預,絕對不可能會出現這樣的數字。

          為什么是這些地方出現性別失衡?為什么他們要重男輕女?人們通常的理解是越窮的地方越愛兒子,但這不能解釋廣東這樣的富庶地區對兒子的偏好。

          肌肉決定地位

          我們知道中國過去一直是一個農業社會,農業生產一般只是單純地需要干體力活,而男性在體力活——也就是需要“肌肉”的工作上具有比較優勢,因此男性自古以來就是中國家庭農業勞動不可替代的一部分。這同時導致女性在家庭中只能靠邊站,相對地位低下。

          在前現代社會,除了中國之外,肌肉決定男女地位的現象基本上是無處不在。2013年,哈佛大學經濟學家阿爾貝托·阿萊西那(Albert Alesina)等幾位學者研究發現,歷史上那些使用犁耕作的地區,當代女性勞動參與率、政治參與度就會越低。而使用鋤頭耕作的地區,女性受到的歧視就會少得多。這是因為,犁需要強壯的上半身力量,男人更適合。鋤頭只需要手持,女的綽綽有余。不同的勞作工具導致不同的勞動分工,進而影響男女地位。

          中國的鄰國印度如今也面臨著嚴重的性別失衡問題。2014年,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愛麗安娜·卡蘭薩(?Eliana Carranza)研究發現,印度那些適合深耕的低密度粗質土地,被男性勞動力主宰,因為深耕不可避免需要更多的體力。而在深耕土地上,女性的工作機會越少,她們對家庭的經濟價值也越低,最后性別比就失衡了。

          那么中國哪些地方更親睞肌肉呢?耶魯大學華裔經濟學家錢楠筠(Nancy Qian)告訴我們,這要看當地愛種什么農作物。中國改革開放以后,種植經濟作物開始變得有利可圖。錢楠筠研究了黃河以南14個省(包括江蘇、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東等)共1621個縣的數據,時間范圍設定在上世紀80年代。

          錢楠筠發現中國那些種茶葉的縣,女性地位要更高,選擇性墮胎、殺女嬰更少。而種果樹的縣,重男輕女依舊盛行。因為采摘茶葉需要小巧而靈活的手指,成年女性有比較優勢。而采摘果樹需要身高和體力,使得成年男性有比較優勢。如果保持男性收入不變,成年女性收入每提高7.7美元,就會使得女孩存活率提高1%。

          2013年5月10日,福建安溪縣,工人們對春茶進行晾青工序。/視覺中國

          不過,茶葉依然不能解釋像福建安溪之類的茶葉生產大縣,為什么重男輕女之風不絕。想弄清中國哪里重男輕女最嚴重,為什么嚴重,光看經濟因素可遠遠不夠。

          宗族的籠罩

          中國出生性別比失衡嚴重的地區,往往也擁有最眼花繚亂的重男輕女習俗。比如身處福建閩南地區的人,或許都認識那么一兩個叫“招娣”(招弟)的女人,取名的父母希望女孩能帶來一個兒子。閩南語里另外一組同音字是“燈”和“丁”,要是女兒年內出嫁,娘家就要在元宵節前買繡球燈送到女婿家,祈祝早日“出丁”(生兒子)。

          再比如江蘇蘇北地區,至今一些家庭在過年時仍然不讓女性上桌吃飯。而廣東潮汕地區的女孩過去如果嫁作人婦,要把丈夫的父親叫做“阿公”(祖父),把丈夫的母親叫做“阿嬤”(祖母),把丈夫的哥哥叫做“阿伯”,俗稱“潮汕女人小一輩”。

          無一例外,重男輕女習俗難移的地區,女性都曾經處在可有可無的地位,生活重心圍繞著男性展開——換句話說,父系家庭體系保留得最完整。父系家庭體系意味著只有男性需要負責養老送終,只有男性能繼承財產,只有男性可以延續家族姓氏,只有男性有資格處理祭祖和喪葬儀式,女性只有嫁入男方家里生孩子的份(從夫居)。

          所有這一切都限制了女性的能力,減少了家庭對生女兒的偏好,降低了對女兒的投資。雖然在1949年-1976年之間父系家庭體系受到嚴重打壓,但父系家族體系還是頑強地存活了下來,并且在福建閩南、江西贛南、廣東潮汕等一些地區重新煥發生命。

          到21世紀初,福建、江西有五成以上的村新修了族譜,六成以上的村新修了宗祠。重建后的宗族開展了各種活動,包括修祖墳、管理祠堂、操辦紅白事務、調解族內糾紛、對外保護族人甚至不惜發動族際械斗。與之相反,河北、山西等北方省份宗族活動基本上算是瓦解了。

          2012年3月29日,江西婺源縣,2003年第三次重建的“蕭江宗祠”。/視覺中國

          修建祠堂、編纂族譜不再是走過場的事。祠堂里的牌位數是某一家庭地位的象征,對修建祠堂出(男)人出錢越多,越有機會脫穎而出。族譜則是聯系過去、現在和將來的紐帶,族譜不僅能用來宣布與某位名人有血緣關系,甚至還能界定祖上的土地接下來該分給誰,家庭自然要派出盡可能多的兒子去爭搶話語權。

          而父系宗族越龐大,重男輕女的觀念也越會被放大。2011年,牛津大學的雷切爾·墨菲(Rachel Murphy)與兩名中國學者,選取陜西、四川、河北、吉林、江蘇和福建的117個行政村,把它們分為30個“壟斷村”、37個“寡頭村”和50個“混合村”。壟斷村只有一個大姓氏統治全村,寡頭村有三個大姓氏支配全村,而混合村的各個姓氏則呈競爭關系。墨菲團隊發現壟斷村和寡頭村的重男輕女格外嚴重,說明宗族勢力大的地方,同時有著壓倒性的影響力。

          在巨壓之下,女性不僅可有可無,就連女兒的嫁妝,反而變成了一種額外的經濟成本。于是一些家庭祈禱別生女兒,另外一些有兒子的家庭則打起了歪主意。單單是1987年,中國就有44萬女孩被收養,其中大部分是被江西和福建家庭領走。被這些家庭領走并不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因為這些家庭領養女兒主要出于兩個目的:女孩可以幫忙做家務活,以及女孩以后可以當童養媳,以應對可能到來的娶不到新娘的危機。

          從江西和福建收養家庭的成員構成也能看出,收養行為不是出于純粹的愛心——這些家庭往往都有一個以上的兒子。另外,雖然收養家庭收入在當地平均水準之上,但被收養的女孩上學的機會反而更渺茫,證明女孩更不受家庭待見。直到21世紀初,新華社還報道過福建莆田存在“童養媳村”。

          誰在推波助瀾

          有意思的是,盡管五、六十年前中國也盛行重男輕女之風,但那時的出生性別比數據卻沒有格外畸形。反而在執行計劃生育之后,出生性別比開始驟然升高。毫無疑問,計劃生育在背后一定起著某種作用。

          上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中國許多重男輕女家庭的慣常做法是,生出女兒就繼續生,直到生出兒子為止。由于整個社會生育率非常高,從統計學上看,中國人既如愿以償地要到了兒子,也沒有造成出生性別比失衡。但計劃生育的到來,打斷了中國人習以為常的生育進程。

          2009年,浙江師范大學的朱維興(音譯)與另外幾位學者在《英國醫學雜志》上發文,指出不同的計劃生育政策強度,帶來不同的性別比失衡。朱維興團隊將中國所有省份分為三類:第一類省份執行計劃生育最堅決,大約只有40%的夫妻在第一胎是女兒的情況下能生第二胎;第二類省份執行政策要寬松一些,所有人只要第一胎是女兒或者第一孩讓生活陷入某種“困難”,就可以生第二胎;第三類省份允許所有人生二胎,甚至是三胎、四胎。

          朱維興團隊發現,第二類省份——海南、廣東、湖南、江西、安徽、河南等,整體性別比失衡最嚴重,尤其是第二孩出生性別比失衡最嚴重。第二類省份與那些傳統意義上的農業大省、重男輕女大省不謀而合。

          事實上,第二類省份是在暗示“兒子比女兒重要”:生了一個女兒,可以補生一個兒子;第一類省份政策雖然嚴厲,不過它們本來就是重男輕女相對較輕的地區;第三類省份,即使重男輕女也能通過多生來達到目的,不必做出殘忍的性別選擇。

          計劃生育政策讓重男輕女的地區不得不人為選擇有限的男孩,放棄女孩。那人們通過什么來人為選擇呢?答案就在于上世紀80年代普及開來的B超技術。2014年,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陳玉宇與幾位學者測算,整個80年代,中國各省出生性別比失衡里頭有40%-50%都是B超的貢獻。

          此外實行計劃生育之后,男嬰出生比重越大的地區,女嬰死亡比例也會越大(正常情況下,這兩個數據不應該產生聯系)。2013年,復旦大學曹萌等人研究了女嬰死亡性別比的地域差異,結果顯示廣東、廣西、福建、江西、安徽、河南等歷史上最喜歡溺女嬰、棄女嬰的地區,1980-2000年女嬰死亡率出現了陡然升高。

          1980年,江西每死亡一個男嬰,大致也對應一個死亡女嬰。結果到了2000年,江西每死亡一個男嬰要死亡2.5個女嬰,為全國之最。海南、廣東、廣西、福建、安徽等省份數字也沒好到哪里去,不再一一列舉。曹萌團隊的研究結果還與上文《英國醫學雜志》提到的第二類省份相吻合,人們為了在有限的生育數量內得到生育男嬰的資格,女嬰生存機會進一步惡化。

          2014年10月28日,北京,山東一女嬰被扎12針,經過手術全部取出。/視覺中國

          中國的重男輕女觀念由經濟、文化因素共同塑造,并且在計劃生育下得到強化,展現出明顯的地域差異。如今中國的重男輕女現象整體當然在減少,但如果有人非要說什么重男輕女無論哪個地方都有,非要一碗水端平,非要以“我認識的人已經都不重男輕女了”的個別經驗去挑戰統計數據,那就是假裝看不到特定地區女性不可言說的血淚史,假裝看不到特定地區的重男輕女觀念到底有多么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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