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為我國的高儲蓄率做貢獻？西南財經大學的一項研究表明，全國6成家庭有儲蓄，4成家庭沒有儲蓄。家庭儲蓄主要來源于高收入階層，其中，排名前5%的高收入家庭擁有了我國50%的儲蓄。
西南財經大學 中國家庭 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主任甘犁表示，我國消費不足的根本原因是收入分布而不是消費意愿不足。貧困和 低收入 家庭雖存在較大的消費意愿卻無錢消費。他建議對貧困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給予大幅度的轉移支付，以促進我國的經濟轉型和經濟增長。
收入越高儲蓄越多
中國家庭金融調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CHFS）是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最早開展的全國大型抽樣調查，旨在收集家庭的資產與負債、收入與支出、保險與保障、人口與就業等方面信息，全面追蹤家庭動態金融行為。
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分別自2011年、2013年、2015年實施三次入戶調查，收集家庭樣本數分別為8438戶、28141戶、40000余戶。今年7~8月份，由1200名西南財經大學學生和1100名校外同學組成的調查隊開始實施第四次家庭金融調查，樣本戶保持40000余戶，覆蓋29個省、市、自治區。
根據CHFS2015年數據，中國家庭金融儲蓄占 GDP 的比例在2014年達到了31.8%。但據微觀數據顯示，并非家家戶戶都在存錢，我國的儲蓄分布嚴重不均，真正在當年有儲蓄的家庭只有60%，40%的家庭當年是入不敷出的。
CHFS2015年數據顯示，2014年，城鎮有儲蓄的家庭占比為64.1%，農村為55.6%，全國平均為60.6%。
其中，收入排名前5%的家庭平均儲蓄率為72.2%，在總儲蓄中占比50.6%；收入排名前10%的家庭平均儲蓄率45.2%，在總儲蓄中占比62.4%；收入排名前25%的家庭平均儲蓄率為42.9%，占總儲蓄率中占比77.1%。
從國際對比來看，我國高收入家庭的儲蓄率遠遠高于美國：美國收入排名前5%的家庭的儲蓄率為37.2%，收入排名前10%的家庭儲蓄率為27.5%，收入排名前25%的家庭儲蓄率為21.3%。
甘黎認為，儲蓄主要來源于高收入階層這一現狀說明之前的消費刺激政策對于高收入階層的作用有限。當前中國經濟轉型的一大困難是消費不足，以前普遍認為消費不足的原因是未來的不確定性所導致的消費意愿不足。這十年來我國社保制度已經有了大幅度的改善和好轉，但這對促進消費并沒有起到根本性作用。
加大對低收入群體的轉移支付
“我國的消費不足的根本原因并非消費意愿不足，而是收入分布的問題。”甘黎說，收入差距大既是市場經濟高速發展的自然結果，也是我國消費不足的根本原因。家庭 低收入群體 有較高的邊際消費傾向，卻通常入不敷出，提高他們的收入將對促進消費起到根本性作用。
甘黎建議對貧困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給予大幅度的轉移支付。他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相對于一些國家來說已經很高了，如果擴大轉移支付的比例，把錢轉移到相對貧困的老百姓身上以后，他們把錢花出去，那中國經濟遇到的困難就會迎刃而解。
從國際經驗來看，無論是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這些發達國家還是巴西這樣的發展中國家，都通過轉移支付有效降低了收入差距。以巴西為例，巴西的 基尼系數 1990年為0.61，當年轉移支付占GDP的比例為8.5%，到2008年，轉移支付占GDP的比例上升到13.4%之后，基尼系數下降到0.55.
近年來，隨著我國對民生領域轉移支付的增加，我國基尼系數也呈現有所下降的態勢。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6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數為0.465，比2012年的0.474下降0.009，居民收入差距總體在不斷縮小。
總體來看我國對于低收入群體轉移支付的比重仍然偏小。2015年中國政府對于居民的轉移性支出只占到財政支出（不包括社保支出）的14.5%，其中，直接對低收入群體的轉移支付只相當于財政支出的3.8%，占到當年GDP的0.97%。
甘黎表示，當前國際上證明行之有效的可以實現激勵相容的轉移支付政策有兩種，一是有條件的現金轉移支付項目，比如國內的“免費午餐“，二是起源于美國的”勞動收入獎勵計劃“，目前已有30%美國家庭受益于這個計劃，總成本為670美元。
2014年，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在四川省樂山市五通橋區開展的“勞動收入獎勵計劃”，是通過轉移支付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的一個田野實驗。該計劃對對家庭的勞動性收入進行獎勵，勞動性收入越多則得到的獎勵越多，避免了低收入群體的“福利依賴”現象。
從實驗效果來看，該項目項目平均每月為參與家庭發放獎勵金約400元，以此帶來的家庭工資性收入平均每月增長125元，使得參與家庭的就業率總體增長近13%，同時，使得參與家庭食品消費支出平均每月增加了202元，總消費與家庭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
本文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責任編輯：馮立啟_NF4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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